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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，文晏导演的《嘉年华》获得重要奖项。
这部影片讲述了一起未成年少女遭受性侵的案件，是中国内地首次在大银幕上呈现此类题材。电影上映时，恰逢某幼儿园爆出类似丑闻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
获奖后，不少人建议文晏趁势推出新作，但她对此毫无兴趣。在她看来，奖项并不重要，"不断创作新作品才是关键"。
就这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卸下了荣誉光环。
时隔八年，文晏带着新片《想飞的女孩》回归影坛。这次我们与她深入交流了新片的创作故事，以及这些年来她的艺术思考。
最近文晏显得有些疲惫。
二月，新片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；三月八日，影片在国内上映。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媒体采访和活动邀约，她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
虽然声音略带沙哑，但她始终保持着从容的语调，让人不禁好奇：这部电影讲述了什么故事？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与真相？
2018年，文晏在重庆采风时，听说了朝天门码头一批服装商人的故事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这些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商人，从广州进货后在家加工，再拿到市场贩卖。那是个充满机遇与风险的时代，他们像"赌徒"一样在变革浪潮中奋力拼搏。
文晏收集到许多跌宕起伏的故事：有人倾家荡产，也有人一夜暴富。这些故事让她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躁动，成为《想飞的女孩》最初的创作灵感。
在搜集素材时，文晏翻阅了大量老照片。除了时髦的服装，照片中的孩子们给她留下深刻印象：
有的小女孩涂着口红、烫着头发当模特；有的站在凳子上帮妈妈叫卖；还有的在布料堆上熟睡...
这些孩子如同野草般野蛮生长。父母忙于生意，他们早早学会独立，也萌生了逃离的念头。作为独生子女，表兄弟姐妹往往是最亲密的玩伴。
最终，文晏选择聚焦一对表姐妹的故事，通过她们的成长经历，展现那个特殊年代。
在《想飞的女孩》中，文淇和刘浩存分别饰演表姐妹方笛和田恬。
方笛家境尚可，但田恬的父亲染上毒瘾，不断勒索钱财，拖垮了整个家庭。
成年后的方笛逃离家乡，成为武打替身演员谋生。田恬则留在老家，未成年就当了单亲妈妈。为保护孩子，她举报了吸毒的父亲，却因此惹上麻烦。走投无路时，她找到五年未联系的表姐。
选角过程出奇顺利。文淇和刘浩存不约而同选择了文晏希望她们饰演的角色。
刘浩存身上脆弱又坚韧的气质，与田恬这个角色十分契合。为贴近角色，她观察底层女性的生活细节，甚至模仿她们走路、抱孩子的姿势。拍摄初期，她沉浸在角色中，很少与人交流。
饰演方笛母亲的彭静还担任方言指导。刘浩存录下她的发音，每天反复练习200多遍台词。
方笛则需要展现刚烈、有担当的姐姐形象。虽然最初想找"年长版文淇"未果，但20岁的文淇通过观摩学习，成功塑造了27岁的方笛。
《想飞的女孩》入围柏林电影节时，文晏的第一反应却是："后期制作得抓紧了。"
首映当天，波兰名导杰兹·斯科利莫夫斯基专程前来。观影时他全程专注，映后对影片赞不绝口，认为其巧妙地将时代背景融入个人抗争故事。
对文晏来说，成为导演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
她最初与人合写古装剧本未果，后受刁亦男邀请担任《夜车》制片人。这次经历让她全面了解了电影制作流程。
2007年《夜车》入围戛纳后，她又与多位女性导演合作，将作品推向国际。完成第四部制片作品后，她决定暂停，"否则永远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"。
2013年，她自编自导处女作《水印街》，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。2014年担任制片的《白日焰火》获柏林金熊奖，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华语片。
《白日焰火》的成功成为文晏转型的节点，她开始全心投入第二部长片《嘉年华》。
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文晏发现，这类事件往往很快被公众遗忘。带着困惑与愤怒，她决定用电影发声。
剧本打磨了一年。调研中她发现，即便在大城市，针对受害者的心理援助也很匮乏，而周围人的偏见往往造成二次伤害。
《嘉年华》用15分钟交代性侵事件，其余篇幅聚焦社会反应：
母亲不是安慰而是打骂，甚至剪掉女儿长发；警方机械冷漠的审讯；医院前后矛盾的检查结果...
虽然题材沉重，但片名却叫《嘉年华》。文晏解释："我们生活在一个狂欢的时代，但有多少人关注光鲜背后的故事？"
2017年《嘉年华》上映并获金马奖时，恰逢幼儿园事件曝光，引发热议。
"我是个完美主义者，"文晏说，"做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。"
从《嘉年华》到《想飞的女孩》，八年过去。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影人崭露头角，文晏在其中功不可没。
她强调《想飞的女孩》是"两个女英雄的故事"。某种程度上，她自己也是用镜头书写女性故事的女英雄。
2017年作为威尼斯电影节唯一女导演，文晏感受到相关话题的缺失。成长过程中，她听过太多对女性的限制："女生学不好理科""太厉害嫁不出去"...
《嘉年华》中，梦露雕像的命运暗示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偏见。新片中反复出现的乌鸦，则象征女性地位的变迁——从《山海经》中的吉祥鸟到后来的不祥之兆。
"女性创造生命本应被赞美，却在很多地方被污名化。"文晏语气中带着不平。
她希望呈现多元的女性形象："男性已经塑造了丰富的男性世界，我们需要更多女性导演来平衡这种表达。"
年轻时文晏也思考人生意义，后来明白"就是努力做想做的事"。只要在前进，焦虑自然会减少。
她对奖项看得很淡。2017年获奖后，面对"趁热打铁"的建议，她说："重复自己不可取，重复他人更不可取。"
私下里文晏是个内向的人。比起社交，她更喜欢独处看书听音乐。"其实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。"但导演工作需要合作，她的方式是真诚相待。
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，文晏保持着老派的社会责任感。"我一生都在试图理解世界。"她轻声说，话语却很有分量。
"人应该有同理心。如果我们关心这个世界，就该去看见正在发生的事。"电影成为她表达关怀的方式。
"能做一点是一点，"她笑道，"总得有人做这样的事。"
在文晏看来，乌鸦地位的变化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境遇颇为相似。
在最早的人类社会，女性被视为“大地之母”，孕育生命，承担着重要的角色。但在父权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中，女性的地位被不断贬低，甚至被赋予某种“不吉利”的意味。比如，女性在经期不得进入寺庙，否则被视为对神明的不敬；女性在剧组里不可以坐镜头箱，不然对焦会不准。
“女性一直在给予和贡献，一直在给人类社会创造着生命。本来应该作为一个吉祥的美好的存在，但是却在很多地方被污名化。”她的语气里带有一丝不忿。
《想飞的女孩》海报
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形象，在文晏的作品里被细腻地刻画。
“男性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男性世界。”文晏说，“我希望更多女性导演能站出来创作，把有趣的、有力量的、鲜明的女性形象带上银幕。让年轻一代看到的世界不再是失衡的。”
她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的困惑——银幕上充满了丰富多元的男性形象，寻找男性榜样轻而易举，而女性榜样却寥寥无几。
她希望，为后来的女孩们创造足够多的女性参照，让她们知道，世界上有无数种女性可以成为的样子。
年轻时，文晏也曾追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：“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？”
随着青春期迷茫的褪去，她逐渐意识到，“人生，就是去努力做想做的事情。”她相信，只要进度条在不断推进，焦虑、压力、迷茫这些时代病，自然便会减少。
她总是一副淡淡的样子。2017年，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后，许多人劝她趁热打铁，尽快推出新片，趁势“吃自己的红利”。可她毫无兴趣，“重复自己是不可取的，重复他人就更不可取。”
至于奖项带来的光环，她更是看得极淡。“能凭它干嘛呢？” 她顿了顿，“做新的东西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《想飞的女孩》演员合照
大部分时间里，文晏都保持着十足的平静。但聊到喜欢的电影时，她的言语间透着兴奋与敬意。
她讲达内兄弟，如何以最精准的小的视角去辐射出很大的社会问题；
她钦佩罗伯特·奥尔特曼完全跳脱了好莱坞体系中的商业化套路，作品不仅风格鲜明，还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变迁；
费里尼的《八部半》和《甜蜜的生活》展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的繁华与梦幻；而罗西里尼和德西卡的新现实主义作品，则聚焦于战后意大利的残破与挣扎。
新浪潮祖母瓦尔达和比利时女导演香特尔·阿克曼，更是让她看到了女性导演如何用独特的视角去表达世界。
《想飞的女孩》彭静剧照
文晏形容自己是个十足的内向者。在影视圈的名利场下，她对社交没什么兴趣。闲暇时，她更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。
“如果完全遵从自己的性格，我最理想的状态是独自工作。我喜欢写东西，喜欢安静地做事。其实，我并不擅长与人打交道。”
可导演这份职业，注定离不开人与人的碰撞。她的方式很简单：真诚待人。
“每一次工作，都是一次自动的筛选过程。那些真正热爱电影的人，会成为我长期的合作伙伴。彼此真诚，相处起来便没有什么困难。”
《想飞的女孩》彭静与张宥浩工作照 来自彭静微博
在高度娱乐化的时代，严肃和理智变得格外艰难。
然而，文晏有着老派的浪漫与执着，她有一股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，敢于用电影探讨社会现实问题。“我的一生，都在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忽视的重量。
她身上透着一种学究气质，温柔而有力量。“人应该有同理心，我们如果在意这个世界，在意自己和世界的关系。那就得去看见别人，去看见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。”
目睹不公，看到那些被忽视的问题，文晏无法无动于衷。幸运的是，电影，成为了她的表达出口。
“能做一点就算一点呗？”她笑了笑，“总得有人做这样的工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