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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带大家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电影史秘辛，聊聊一位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日本电影大师。
他就是内田吐梦。
内田吐梦和高仓健
内田吐梦和小津安二郎、沟口健二是同一时期的导演，年纪比他们还要大些。
不过他在国际上的名气没那么大。1970年内田吐梦因癌症去世时，著名的《视与听》杂志只用了一行简讯报道了这个消息。
但内田吐梦和中国之间，有着一段特别的故事，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说。
内田吐梦1898年出生在日本冈山，他的名字"吐梦"是自己后来改的，意思是"把梦想说出来"。
他早期的电影充满人文关怀，总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，展现人性的美好和尊严。代表作有日本电影史上的经典《饥饿海峡》，以及评价很高的《宫本武藏》系列（当然这个有争议，毕竟拍过宫本武藏的导演很多，各有千秋）。
《饥饿海峡》（1965）
内田吐梦的思想在当时很特别。二战时期，他这种尊重人性的理念和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，被官方认为是"消极逃避"。所以在1945年战争快结束时，他被派到中国东北的满映工作。满映就是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。
没过几个月，日本战败已成定局，日本人开始撤离。没想到因为睡过头，内田吐梦错过了撤退的飞机，被苏联军队抓住，后来又被转交给中共军队。
中国官方的说法是："一批进步的日本电影人加入中共领导的电影公司，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力量。"
但内田吐梦内心其实非常想家，这种心情又能跟谁说呢？
他从1945年来到中国，到1953年回国，这八年经历了三个"朝代"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要是能重来一次，他肯定会把闹钟调得震天响，说什么也不能再睡过头错过飞机了！
内田吐梦
包括内田吐梦在内的一百多位日本电影人和家属，起初热情高涨地参与新中国电影建设，后来因为"三查三整""精兵简政"，被派到松花江边的沙河子干苦力——破冰、捞船、挖煤。
后来一部分日本人回国了，内田吐梦留了下来。因为有专业技能，挖了一段时间煤后，他被调回电影厂当老师。还有一些日本人一直挖煤到1953年。
很多中国电影人都向内田吐梦请教，他每次都倾囊相授。被称为"中国译制片之父"的袁乃晨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长影的工作人员常听日本人说"蒙太奇"，但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查了英汉字典才知道是建筑术语，但还是不明白。后来请教内田吐梦，这位大导演一口气讲解了11种蒙太奇手法，全是干货，把袁乃晨听得目瞪口呆。
"中国译制片之父"袁乃晨，受过内田吐梦的指点
袁乃晨的妻子刘英，长影厂功勋剪辑师
内田吐梦在中国的经历，长期以来我们只能看到中国官方的说法。其实他一回国就抱病写了一篇回忆文章，发表在《文艺春秋》上。
这篇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新政权和领导人的看法，出人意料地正面。除了有些委婉的表达，可能也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"新世界"的美好期待。现在我们知道，那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。
但这篇一手资料，对我们了解这位导演和那段历史很有帮助。
作者：
内田吐梦
译者：
感恩而死
回国迟到的原因
我是1945年5月去的中国，待了三个月日本就战败了。之所以迟迟不回国，是我自己选择留下的。中间有过回国机会，但因为工作没完成，还有些事情想了解，就推迟了。本来打算最多待两三年，没想到一拖就是这么久。
我主要在长春（原新京）工作，后来随厂里的设备一起搬到佳木斯附近的鹤岗煤矿。在那里一边观察战况，一边做些简单工作。长春解放后，我们又带着设备回到了原厂址。
长春（原新京）
这个长春电影厂就是原来的"满映"。我们有旧设备，加上从苏联、捷克买的新机器，设备很齐全。当时在厂的日本人都已回国，但东北地区的电影技术已经可以独立运作了。我想以后他们会用苏联的先进技术，建立真正的电影制作体系。
满映
我当时主要做电影技术顾问，没拍过故事片。在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，就算让我拍中国电影，我可能也会犹豫。平时就是看看布景、跟跟外景，技术上遇到问题讨论一下。
电影院总是爆满
那里很少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电影。能看到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——捷克、匈牙利、东德、波兰的电影中，有不少精品。特别是一部波兰女导演拍的《最后阶段》（导演名字记不清了），讲纳粹集中营的，非常出色。
《最后阶段》（1948）
这些电影主题都很积极，比如"人民如何在二战苦难中建设新时代"，或者"农村反抗军事占领，在城市支援下取得成功"。
北朝鲜的电影也经常放映，很受中国观众欢迎。听说中央电影局今年开始也会引进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。我们很好奇会是意大利、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片子。
没想到第一部是日本的《箱根风云录》（山本萨夫1952年作品）。这是基于"只要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电影，对中国大众就有益"的理念。我们当然很高兴。
《箱根风云录》（1952）
岔开说，那里没有所谓的电影明星，因为不搞明星制。虽然有固定演员，但主要根据角色需要选人。参加过革命的人似乎有优先权——不是说他们演技一定好，有时年轻女演员只要素质好、思想进步也能当主角。
电影院永远人满为患。每场电影放完就换片，所以观众都排队等着。电影院根本不够用，观众以年轻人为主。长春没有茶馆，但天津、北京有，常见到看完电影的人开心地喝茶聊天。
现在的长影集团
在中国时，只能通过广播、杂志、信件了解日本情况，很多细节不清楚。但另一方面，有些事正因为人在中国才看得更明白。比如日本人对本国电影的轻视态度，我觉得值得反思。
中国虽然放各国电影，但观众都有正确的鉴赏标准。他们通过政治学习建立了评判体系，看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电影时不会被固有观念束缚。
而且他们特别热爱本国电影。事实上，他们一直在拍很有深度的影片。那里也没有我们想象的审查机构，只有电影人自己组织的艺术委员会。
年轻人的恋爱很开放
中国年轻人谈恋爱很大方。虽然不牵手，但表现得很自然。女孩子虽然不化妆，但会穿裙子打扮。不论男女，体格都越来越好。他们自由恋爱，等结婚批准。一批准，朋友们就聚在毛主席像前举行简单仪式，喝喝茶、吃吃巧克力，庆祝一小时左右。
新京城内街景
中国年轻女性有种说不出的传统气质。穿衣方面，她们保留中式服装，不穿得太花哨，很少穿洋装，最多加件外套。
跨国婚姻方面，中国女性嫁给日本男性的数量，远少于日本女性嫁给中国男性的数量。这体现了中国女性的特点。再看看现在日本女性的一些表现，让人深思。
务实的政治
从天津回来的人都说感觉不到束缚。比如国庆节时，政府让天津的商人们穿西装参加游行，他们就把藏起来的西装穿上，不戴帽子就去游行了。这是考虑到商人的职业特点，鼓励他们穿西方人常穿的衣服。
女性也被鼓励穿漂亮衣服。喇嘛们穿着喇嘛服，奏着喇嘛乐器参加游行。我们回国时穿的衣服，可能让日本人有很多想法，但那段时间就是那么穿的，现在还有人那么穿。
有趣的是，在那里穿成什么样都没人说你。哪怕只有一身衣服，也没人议论。冬天穿棉袄，夏天穿单衣，随便戴顶帽子就能出门，没人指指点点。
新京城内的日本使馆
轻松的医院生活
我在中国住过院，感觉和日本医院完全不同。因为医疗制度根本不同，很难直接比较。日本也有医保，经济负担可能差不多，但理念完全不同。中国的医院是公费的，一切由政府负责。住院费工会出，药政府提供。所以大家住院都很轻松，不用担心钱。
1936年的伪满新京特别市立医院
政府机关基本都有疗养所。以前新京的"朝阳"大街住的是高官，现在改成疗养所了。东影也有疗养所，原满洲重工业的高管高碕达之助和我们一起在那里疗养。
中国灭苍蝇的行动很厉害。我们原以为撒药后总会有漏网之鱼，没想到他们真把苍蝇消灭干净了。可能是民众对吉林细菌战的愤怒，让他们决心彻底消灭苍蝇。
男女老少都拿着苍蝇拍打苍蝇。这是最原始的方法，把每个角落的苍蝇都打死。偶尔出现一两只，马上就被消灭，最后苍蝇绝迹了。每人都有消灭几只老鼠、苍蝇的任务。长春都没苍蝇了，听说北京更干净。
在中国时，我深刻体会到：武器越多越危险。权力也一样。
在满洲有关东军保护时反而很可怕。士兵持枪走动时更吓人，一个人都不敢出门。而在中国，就算去偏远农村也不觉得危险。没有武器反而让人安心，白天都能放心睡大觉。
关东军司令部
最痛苦的是看不到日本的新书刊。战后三四年间，只有旧杂志，没有新的。我完全不知道战后日本的样子，特别寂寞。
时隔八年再见到日本的感受
这次回来最高兴的是能用日语生活了。在中国八年，我一点中文都没学会。
还有就是能和老朋友相聚，第一次感受到回国的感动。
刚回国就住院，一家家医院转，对战后的日本还没完整印象。但经过商店时，感觉特别繁华。
看到化妆品柜台，色彩高雅，设计和战前大不相同。用电影术语说，就是高调布光的感觉。但实际生活并非都这么光鲜。有些商品包装华丽，内容却很差。
有人说日本越来越像以前的上海，我也有同感。但我们不必失望。因为就像今天的上海已不是过去的上海，今天的日本也不会永远停留在现在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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